教育研究微刊 | 闫温乐 张民选：基础教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一）基础教育提升国家形象的理论价值

形象理论（Image Theory）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开始关注决策者的认知过程，特别是他们如何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博尔丁（Boulding，K.）最早提出了“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这一概念，认为在决定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时，人们通常不是根据形势的客观事实，而是根据他们对形势的想象来判断。自此，类似的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逐步开展，形成了形象理论。20世纪70、80年代，形象理论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中。研究认为，决策者会形成对其他国家“形象”的认知，如敌人、盟友等，这些形象具有特定的认知特征，并会影响决策者的行为。20世纪末，国家形象的概念进一步清晰，被认为是个人或群体对某个国家持有的认知表征和对该国公民的真实看法，是外国公众对一个国家建构的集体意见、判断和看法的本质。进入21世纪，国家形象理论开始被应用于媒体和公众舆论研究中。随着国家形象的研究日趋丰富，我国学者吸纳、融合了传播学、形象学、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多个角度探讨跨文化语境下国家形象的生成因素、生成过程，以及建构或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

从国家形象传播的受众视角来看，教育具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文化特征，又是传递人类文明成果、探索未知世界、促进人类进步的工具，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民族意志的人类共同价值意义。相比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具有更加贴近民众、更有利于民心相通的天然属性。基础教育的国际传播可以通过系统化的知识输出，主动塑造外国公众对某国教育形象的认知，从而上升到对国家形象的认知。这种认知并非基于客观事实的镜像反映，而是通过课程教学、文化符号传递等主观建构过程来完成。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有助于西方教育界重新认知中国教育优势，还有助于推动这种认知转化为对中国整体治理能力的信任，实现由软实力向国家形象的价值传导。从公共外交视角看，教育作为柔性外交的载体之一，能够发挥独特效能。从文化社会学与国家形象建构的双重视角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具备了将基础教育改革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文化资本的能力。因此，研究基础教育如何赋能国家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基础教育提升国家形象的现实可能

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面临被西方强势语言制造虚假问题的困厄。语言学已有研究发现，语言具有造势功能，但其描述的问题未必是事实上的问题，可能只是被称作“问题”而提出。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维稳”、“中国威胁”等描述，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强势一方借话语建构进行的片面渲染与强化。从现实阻力来看，我国国家形象在传播中存在与西方话语权不对等导致的“语旨力”问题。哲学家奥斯丁（Austin，J. L.）将说话的力量称作“语旨力”（illocutionary force），即完成言语行为的推动力。根据不同的语旨力，言语行为可分为不同种类，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其本质上是为了对其他人施加影响，产生预期效果。西方媒体以往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各种报道往往会以“学生的学习时间长”、“重视标准答案”等作为主要观点，甚至会有意将诸如“虎妈”、“虎爸”等个别极端案例贴上“中国人”或“中国教育”的标签。此类行为本质上是通过信息操控，对认知背景有限的普通受众施加影响，这与我国积极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的努力背道而驰。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倡导一种基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国际交往理念。中国在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注重自身的主体性，通过诸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逐渐构筑新型跨文化传播格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断走出国门，获得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评价。在基础教育领域，也涌现出越来越多走出国门的典型案例。例如，云南招收缅甸学生的“国门学校”，反映出边境地区的教育因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承担起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等重要功能。杭州等地的中小学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课堂场景和中国本土教育科技公司被国际媒体报道传播，并得到了“中国目前在AI教育方面的大规模实验可能改变世界的教育”的评价。一方面，基础教育因其普及化程度高，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全民性教育，更加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诸如云南和杭州基于教育公平和教育创新的行动案例，具有改变全球对中国发展模式认知维度的巨大潜力。这彰显了基础教育具备在国际受众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现实可能。

 二、基础教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经验

国家是具有“国际人格者”特征的政治组织，它对外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其内部结构和规定性又是立体的、多面的。因此，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主体可以划分为多种维度，具体包括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他们都是国家形象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相互协调与配合，共同影响着国家形象的生成。放眼全球，基础教育促进国家形象提升的国际经验丰富且多元，其中，芬兰、德国和日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有典型性。通过对此三个国家进行分析，总结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国际经验。

（一）依托多元媒介放大优势领域

在社会表征理论中，国家形象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或系统，是社会成员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对国家所共有的观念、形象理解、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其中，来自新闻、广播、网络等社会媒介传播的国家形象，反映且影响了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共识。换言之，国家形象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想要成为的样子”，还取决于他人如何认识并理解这个国家的样子。因此，媒介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芬兰是利用媒介改善并提升本国形象的成功代表。1905年至今，芬兰国家形象的演进呈现阶段性特征，从“俄罗斯帝国属地”逐步转型为“进步欧洲国家”、“战时中立国”、“东西方平衡者”，最终通过持续监测国际舆论、制定形象政策，以及基于对国际角色的自我认知，构建起“进步芬兰”的国家形象。

自2000年首次参与PISA测试并取得全球瞩目的成就后，芬兰形成了外交部主导、媒体协同、学术机构参与的基础教育优势传播矩阵，成功构建起“教育卓越—国家形象”的认知链接体系。这种传播策略与社会表征理论中的认知锚定机制高度契合，即通过反复呈现教育成就的量化指标，尝试在国际受众中建立起“芬兰＝优质教育”的条件反射式认知，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展开。一是政府持续强化顶层设计。2010年发布的《芬兰的使命：芬兰将如何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Mission for Finland：How Finland Will Demonstrate Its Strengths by Solving the World's Most Wicked Problems）提出，芬兰在解决全球问题上有诸多优势，如功能型社会、亲近自然、优质基础教育等，其中特别提出要建立国际教育组织，利用基础教育优势助力世界上战乱和落后地区发展教育。报告强调，要通过实际行动提升芬兰形象，到 2030年成为“世界的问题解决者”。芬兰还密切关注和收集世界对芬兰教育的正面评价，在芬兰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几乎每年都会罗列各国媒体对芬兰教育的赞美之词，如世界多国认为“芬兰的教育体系是全球标杆”。二是协同多元媒介发挥合力。芬兰通过官方网站、国际教育展等渠道，将基础教育的平等理念、创新实践等具象化为可传播的符号系统，将“最好的教育”这一核心理念传达出去。例如，芬兰国家教育署官方网站（oph.fi）的“Education Finland”板块是核心传播平台，直接服务于基础教育理念的符号化传播，将PISA测试结果转化为可视化图表，并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进行专题报道，形成“教育乌托邦”的媒介形象。三是构建适合媒介传播的话语体系。芬兰在报道、视频、书籍等媒介和学术刊物中，致力于构建起教育质量与国家形象的直接关联。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芬兰的国家形象与幸福、平等、优质教育和值得信赖等积极观念相关，教育成为其中的重要相关词。

（二）布局教育机构促进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国家形象。积极的形象会使外国人愿意支持我们的政策、访问（或移民）我们的国家、投资我们的产业或购买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在文化传播影响国家形象方面，德国的做法具有典型性。1949年，德国人还被称为“最不受欢迎的头号民族”。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将国家形象战略正式纳入其对外文化与教育政策（Ausw?rtige Kultur-und Bildungspolitik，AKBP），实施积极主动的公共外交。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在国家品牌指数（Nation Brand Index，NBI）排名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印证了其对外文化与教育政策作为国家形象塑造主渠道的有效性。

在教育方面，教育机构主导的国家形象重构路径，为德国突破意识形态对立提供了有效的文化外交手段。通过教育机构的知识生产与“语言＋文化”的跨国传播，德国成功将基础教育改革成就转化为国家形象重塑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从教育机构的知识生产来看，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UIL）为例，其战后初期举办的联邦德国比较教育发展方向奠基性会议，通过构建“教育特性—民族认同”的分析框架，将教育研究转化为国家身份叙事的知识载体。该机构持续开展的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不仅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更通过知识传播重构了国际社会对德国的认知框架。根据相关会议记录，参与者通过“教育特性比较”的学术对话，逐渐建立起对德国教育改革的理性认知。这种认知重构过程在相关机构史研究中被描述为“去妖魔化的知识启蒙”，部分程度上消解了战后初期国际社会对德国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从“语言＋文化”的跨国传播来看，进入后冷战时代，德国通过将基础教育纳入国家形象战略框架，建立起覆盖全球的德语教育机构网络。除海外德语学校之外，根据教育目标和服务群体的不同，德国还布局建立了包含文化交流学校、双语双元职业培训学校在内的多种海外学校，这些教育机构不仅承担语言教学职能，更通过“双元制”职业教育、跨文化课程设计等特色项目，将德国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符号。

（三）借助话语策略进行议题输出

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话语策略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日本为代表，部分国家擅长借助话语策略输出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带有鲜明的导向性，对国际传播中全球舆论格局的走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战后，日本着力构建以“和平国家”为核心的国家形象，通过系统性战略实现对国际认知的重塑。其对外政策框架包含五大支柱：东亚关系修复、国际开发援助、全球问题治理、和平秩序贡献和多维公共外交。日本政府通过包含政策声明与外交文件在内的制度化文本生产，形成话语实践与国家形象的互构机制。研究者通过话语历史分析、批判话语分析等方法对日本政府发言、文件、报告等进行研究后发现，日本对外政治话语背后存在紧密服务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并对塑造国家形象具有明显效果。2024年，日本外务省调查数据显示，亚洲国家中88%的受访者认可其和平形象。

日本基础教育领域的国家形象塑造实践，在本质上也是通过话语策略构建“教育文明—符号资本”关联的过程。这种话语策略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教育话语的符号化生产成功将文化特殊性转化为全球治理的普遍性方案。具体来看，日本政府通过不同层面的话语机制实现国家形象的重构：在战略层面，日本提出“构建令和时代的日本型教育”，在发展规划中有意识地强调日本基础教育的优越性与先进性，对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的教育成就进行总结和提炼。此外，日本外务省基于向国际接轨、获得国际认同的战略目标，委托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开展“日本学校教育海外应用”研究，提炼日本在海外办学的成功模式。在课程设计层面，归纳并运用“全人教育”、“个别最优”、“平等协同”等具有日式特色的价值术语构建教育形象。在国际合作层面，外务省通过话语转译机制实现教育特色的国际化传播，其开展的“教育遗产全球化”项目，将体育与打扫等日常实践解构为“责任意识培养机制”，借助多语种手册和纪录片进行符号化呈现，并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在中小学积极开展自然教育、防灾教育等，同时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政策报告等渠道彰显国家的教育特征。当“日式教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案例库的核心内容时，其背后的国家价值观也被纳入国际话语体系。这种教育话语的“去语境化”传播既保持了文化独特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三、基础教育提升国家形象的中国案例：“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海外反响

中国基础教育的国际比较优势在上海两次参加OECD实施的PISA测评并夺冠中得到彰显。这也直接触发了英国政府出资支持2014年到2021年“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实施，两地互访数学教师超830人次，涉及学校超8 000所。通过分析英国主流媒体报道与国际社交平台Twitter（推特）的公众讨论，探讨该项目的海外反响，以证实基础教育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

（一）实证驱动的形象解构：英媒视角下中国教师的三维特质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效应呈现了从“不信任”到“实证支持下的正向评价”的转变过程。这里的实证主要指基于真实教学场景的反响和评价。“不信任”主要是指项目实施初期即在英国国内遭遇了阻力，例如英国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前校长质疑PISA排名的效度表征，认为排行榜成功不等同于优质教育；英国教师工会领袖则声称“上海学校成功的证据被夸大了”。随着项目的深入实施，上海的数学教师到英国中小学现场授课，英国中小学数学教师到上海的中小学课堂观摩，英国媒体采访了参与该项目的本土教师并进行了报道，中国教师的形象被解构为三个维度。

一是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形象。英国教育者发现，中国的数学教育体系遵循严格的学科规训逻辑，表现为中小学数学教师的协同机制、学科准入标准及专业化培养模式等。例如，“小学和中学数学教师在一个更加连贯、一致和有规律的基础上一起工作，这很科学”；“中国教师具有极强的学科专业性，具有数学专业毕业的背景”；“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基于专业教学模式的，所以只有数学专业人员才能教授数学”。二是教师的教学伦理责任形象。中国教师展现出对纪律的建构、对过程的监控和对反馈时效的重视，如“当日学习效果闭环”、“严肃对待教学规范”、“作业订正机制”等。中国教师这种重视教学伦理的负责任态度被英国同行视为提升教学效能的关键要素。三是信任学生的中国教师形象。英国媒体发现，中国课堂蕴含着教师对学生的普遍性期待，如“相信只要孩子努力就能进步”的认知预设，在微观层面构建起了师生之间的信任和互动关系，这种教育学意义的积极策略被证实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

（二）情感驱动的形象生成：社交平台上对中国数学教学的评价

随着世界进入深度媒介化和数智化时代，人们的交往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交媒体成为国际舆论交锋的重要场域。Twitter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用户数量最多、使用频次最高的社交媒体之一。与官方媒体不同，Twitter满足了急剧上升的个人表达和倾诉沟通的需求，组成了密度较高的聚集性网络社群。因此，本文选取Twitter上国际民众的发帖作为数据来源进行情感分析。具体而言，主要对用户IP地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语言等进行限定，使用高级搜索功能，在2014年“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启动至2024年的时间跨度里，以“中国＋数学”为词根进行初步搜索；并从检索结果中二次筛选含有“上海”、“教师”、“英国”、“中英数学教师交流”等词根的帖子。通过抓取除重，共获得有效发帖数据2 272条。对数据进行基于辞典匹配的情感赋值分析后发现，负面情感的帖子占9.1%（206条），正面情感的帖子占26.9%（611条），没有明显情绪的中性情感帖子占64.0%（1 455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与Twitter上的发帖总量相比，国际公众188比分直播中国数学教育类相关议题的帖子数量并不算多，但是通过历时性分析发现，2014年至今对该主题的讨论经历的几次小型高峰，都与“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时间点重合，契合了社交平台上的话题主要由重要事件主导这一规律，具备可信度。

研究认为，作为国家形象构成因素的情感因素，不是国际受众对该国国家形象的简单认知，而是所持有的相对复杂的好恶态度和内心体验。其中，如果民众对一国的国家形象评价能够保持中性情感和正向情感，该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即被认为处于正常和良好状态。分析这些帖子内容可以发现，正向评价主要集中于三个核心维度：科学的教学方法（38%）、深厚的文化底蕴（27%）、卓越的教师素养（35%）。例如，“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折射出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系统性特征，这种认知与中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持续领先的表现形成呼应；“这个问题出自古代中国的数学文献，真是引人入胜”，反映出古代文献激活了文化记忆符号，将现代教育实践与文明传承关联起来，符合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合法性逻辑。而负向评价集中于对“数学难度”的刻板印象，反映了跨文化认知中的理解鸿沟。中国数学教育的系统性训练与西方问题导向性学习的差异，在社交媒体传播中被简化为“难度”标签，这一现象揭示了未来的基础教育对外传播策略须加强教育理念的阐释深度。

以上案例表明，基础教育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国际传播效果取决于三个核心要素的协同呈现：系统化的教学方法支撑实践可信度，学科背后的历史文化增强价值认同感，专业化的教师素养提升叙事感染力。当教育实践既能在国际测评等实证维度证明其科学性，又能通过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引发共鸣时，其便具备了引起国际受众理性认同与感性接纳的现实可能。

四、基础教育提升国家形象的中国路径

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通过强调国家运作和行为方式的深刻特征来提升国家形象变得越来越重要。外交专家曾指出，传播主要是解决形象问题。国家形象通常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你是什么、是怎样的；第二，你说你是什么、是怎样的；第三，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是怎样的。在考虑外交专家所提及的三个维度的同时，结合基础教育的鲜明特色，提炼和构建契合基础教育自身特点的分析框架，用以探索提升国家形象的中国路径。具体来说，一是基于知识生产的专业主体路径。通过塑造和展示专业的普通教师形象，促进国家形象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具象化，彰显民众作为专业主体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基于受众视角的精准传播路径。基础教育的普及率更高、与民众距离更近，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要更加精准表达、创新表达，从受众视角出发，推动国家形象完成从宏大叙事到精准叙事的灵活转变。三是基于多边合作的国际认同路径。充分依托基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巩固并扩大国际共识，借助重要国际组织平台，分享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功经验与解决方案，增强国际社会的认同。

（一）基于知识生产的专业主体路径

从认知角度，国家形象的跨国传播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与认知建构的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专业主体的具身化实践。中国传统的国家形象传播模式往往存在国民形象缺位的结构性困境，既表现为普通民众的参与度不足，又会因个别民众的负面行为导致认知偏差。从“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中可以发现，中国数学教师走上英国中小学的讲台，用专业行为与英国师生进行教学和教研互动，在接受来自英国教育部门、媒体、学校管理者、专家学者等各个群体评价和检验的同时，也得到了认同和赞扬。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英国民众更相信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中国数学教学，他们从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中国数学教师身上，建构出了对中国数学教育形象的认知，中国的国家形象得以具象化。中国教师具备的专业精神、专业态度和专业能力得到了英国教育部门、教师和家长的认可，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呈现了对其专业形象的描述。这揭示了专业人士走出国门，以自身的专业行为讲好专业故事、参与国家形象建构具有更佳效果；也彰显了民众作为专业主体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独特价值。首先，教师的授课将抽象的国家符号转化为具象的教学行为。其次，英国教育系统对中国教师专业性的认可，实质上构成了对其所代表的教育体系乃至国家形象的部分认同。再次，社交媒体对教师专业形象的再现，完成了从个体经验到公共认知的符号化转换。这一过程表明，基于专业场域的知识生产比传统宣传更具说服力，当国家形象通过专业人士的日常实践自然呈现时，其可信度与接受度将显著提升。这也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重视专业主体作为认知中介的关键作用，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专业交流，实现国家形象的专业性建构。

当教师专业行为被抽象为可传播的教育符号时，其背后的国家价值观也被纳入全球认知体系。通过教师形象的人格化传播、课程标准的制度化输出、知识生产的符号化重构，能够将基础教育转化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因此，中国基础教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实践路径可以聚焦于专业知识生产的协同创新，突破传统的国家形象传播范式，形成“知识生产—符号建构—制度传播”的三维联动机制。

（二）基于受众视角的精准传播路径

从“形象”的词源及原始意义来看，国家形象往往以异域的传播与阐释完成最终的建构。这就涉及“自塑”与“他塑”的问题，即国家形象的塑造既需要主体性的自我表达，更依赖客体性的他者认知。

基础教育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其传播路径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受众客体的认知结构和接受习惯。当地媒介因其在地性和文化接近性，能够有效突破跨文化传播中的信任壁垒。以“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为例，当地媒介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权威性，并通过本土背书，如报道参与项目的英国校长、教师的口述实录，既保留了传播内容的专业内核，又注入了受众文化语境中的可信度基因。而Twitter等民间平台则凭借其非官方属性和互动性特征，更容易建立情感共鸣。教育故事在Twitter等平台的传播是以场景叙事、情感叙事的方式进行，如对专业教师的教学场景描述、学生作业成果的图文展示、历史典籍在现代课堂的应用，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触发教师、家长等不同群体的价值共振。这种多模态的协同传播，能够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中实现精准渗透。因此，善用当地媒介和民间平台，建立双轨并行的传播机制，本质上是通过精准传播来实现国家形象的差异化建构，既避免了传统宣传的单向灌输弊端，又能够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实现认知调适。

（三）基于多边合作的国际认同路径

在世界秩序的形成及“再谈判”进程中，国际组织处于核心位置。通过参与国际组织主导的教育政策评估与发展合作，中国能够在全球共识框架下展示自身教育体系的制度优势与实践智慧，从而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基础教育模式的认同。

2014—2016年，上海参加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组织的全球教育政策测评“提升教育成效的全系统评估”（System Approach for Better Education Results，SABER）。该测评主要面向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采用竞争性排名，而是基于“有待发展”（latent）、“筹备中”（emerging）、“已建立”（established）和“先进”（advanced）四个等级进行政策评估。这一机制避免了非强即弱的叙事逻辑，更有利于突出中国教育政策的系统性优势。评估结果显示，上海在教师发展、学生评估、学校治理及财政投入等模块均获评“先进”，使中国经验被世界银行列为“最佳实践”并向全球推广。此后，世界银行主动出资，支持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到上海研修。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中国教育的国际能见度，还通过后续的研修项目形成了“评估—推广—能力建设”的良性循环，使中国教育模式的可借鉴性得到实证支持。这也表明，国际组织提供的标准化评估体系能够以客观、中立的视角呈现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成就；中国能够以专业方式融入全球教育治理话语体系，同时将本土实践转化为可被国际社会理解的合法性知识与“方案库”。

相较于西方国家依托话语霸权输出教育理念，中国更注重以解决实际教育问题为导向，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方案。“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数学教学方法有效回应了英国基础教育中的“数学成绩下滑”困境；而近年来，位于上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Teacher Education Centre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为亚非拉国家设计和实施的研修计划，则通过需求调研匹配当地教育体系中教师培训体系的短板，并通过派遣上海教师赴外授课与接收外方人员来华学习的“双向交流”模式来强化方案的适配性。例如，肯尼亚曾数次选派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到上海参加研修，其官方媒体《星报》（The Star）在2023年11月报道：“在中国，教师的在职培训设计得很好，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综上所述，中国基础教育通过多边合作增强国际认同、提升国家形象的核心要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依托国际组织的规则中立性，规避意识形态争议。第二，以提升学生成绩、优化教师培训等实证效果而非价值观输出为合作基础，在“全球共同问题—中国解决方案”框架下，实现国家形象从“被动解释”到“主动供给”的升级，即从过去被动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误解，转向主动提供具有全球价值的公共产品与解决方案。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从“说服世界相信中国”到“让世界需要中国方案”的跃升。

五、结语